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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奔事件后王功权不再经商 开始为冲动还债

A-A+2013年9月13日23:58《财经天下》周刊 评论

  从“私奔”回归家庭后,王功权决定放弃他的商人身份

  赫赫有名的投资人王功权,决定退出商界。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不再经商。”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其实,过去的一年半,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整个2012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是个人与社会团体的关系。这听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在商界浸泡了多年的人的兴趣所在--尽管在访问开始前,对方给他设定的方向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在此之前,他用了20余年的时光取得了他在商界的地位。他是万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与冯仑、潘石屹[微博]、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在海南创立万通。万通分家后,他先后进入IDG和鼎晖投资,主导投资了奇虎360、学大教育、框架传媒、易趣网、3721、弘成科技、金融界、创联万网、汉庭连锁、展讯、亚信等项目。在风险极高的创投领域,这些项目大多取得了资本意义上的成功,也为王功权带来了盛誉与财富。

  “投资来说,你一般会希望是投资性格很稳健的人。但周鸿祎[微博]是个特例,因为他创新能力太强了,非常敏锐,我认为他是一个个案。另外,坚韧是很重要的品质,你回过头看,不管周鸿祎情绪怎么波动,但他在创业的路上是够坚韧的,对不对?”他轻描淡写地谈起他曾经投资过的周鸿祎。

  过去的痕迹总在不经意间流露。他是从海南全身而退的淘金者,是如今很多地产大亨们的老大哥,是运筹帷幄的风险投资大鳄。以至于他谈到让媒体兴奋不已的名字时,多少有些俯视的味道。

  今年年初,他结束了美国的访问。回国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他和阳光壹佰置业集团董事长易小迪吃饭,提到了不再回商界。“挺可惜的。”易小迪表示。但随后,易小迪又不停地聊起了他的地产业务。“大概他内心里还是觉得我是个商人。”王功权说。

  这种尴尬一直存在着,每当王功权跟周边的商人朋友说起他的打算,别人的第一反应是,“你真的要退出吗?不可能。”

  商业之外

  其实一切早有预兆。在他还在鼎晖投资的日子里,就曾多次向董事长吴尚志表达希望退出。“功权你别吓我。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吴尚志每次反应是一样的,都会笑着避开这个话题。王功权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是这个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基金的公司的三位高级合伙人之一、鼎晖创投的创始人。

  “周而复始的生活,让我觉得有点单调,我希望换一种方式活着。”尽管王功权已经安排了另一位合伙人黄炎全面主持工作,但他没有办法安排自己退出的时间表,直至一个突发事件启动了加速按钮。

  2011年5月16日夜,王功权在微博上发出那条后来搅起轩然大波的“私奔”宣言,“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然后,他消失了。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万余次,也正是这个事件,王功权的名字被八卦式的流言包裹,为更多人知道。

  如你所知,这件事像场闹剧般收场,一个多月后,王功权回家了,他与妻子的婚姻并没有结束。而在此前,鼎晖已经宣布了他的辞职,这是王功权的决定。在他“私奔”归来之前,吴尚志和他在上海的一个宾馆房间里有过一次秘密讨论,即便在那时,吴尚志仍然表达了挽留的意愿,但王功权还是辞职。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冲动还债,安抚妻子,带着全家去旅游,再往后,他去了美国,妻子与孩子随行,住在新泽西的公寓。但他与中国企业界大腕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上次俞敏洪[微博]、冯仑、王石、郭广昌他们好多人过来,坐在一起漫谈,我也礼貌性参与了。”人们以为他不过是进入一段蛰伏期,但他已经决定不再回来。

  另一个面目的王功权,在过往的岁月中浮现,并逐渐清晰:公民行动的参与者。

  他是民间组织“公盟”的理事;他热衷参与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他经常在网上讨论公共事件,言论尺度颇大。

  但这些未必为人所知,在商言商,他懂得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我小时候看电影特别佩服间谍,在这个屋子跳舞,出门之后卸妆以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准备激烈打斗。”他很少和商界的朋友谈他以“公民”身份做的事情,“省得解释半天,他们还担心我。”

  2004年,他的老朋友冯仑、刘晓光[微博]等人筹备组建阿拉善SEE基金会,也邀请了王功权,但他没有加入。“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到环保上。”他更关心的是与环境权并行的另一种权利--公民权。在冯仑等人为解决西部荒漠化问题,开会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与另一个群体走得很近--公盟。

  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曾是孙志刚事件中上书人大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公盟的运营资金部分来自于民间捐赠,王功权是重要的捐助者之一。在许志永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人朋友中,王功权是自始至终不忌惮公开身份的。

  两人的友谊始于10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王功权想结交这几位推动者,就请法律界的朋友牵头约见。地点约在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当其他人去打球时,他与许志永在一旁喝茶聊天。认识之后,他们的接触很快就多起来,“我认同他们所倡导的。”

  公盟于2005年成立,许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几位律师是创始人。这是个松散的组织,核心人员不过十几人,但与公益界、法律界、知识界有广泛交集。王功权在那时加入公盟,成为理事。与一般的慈善或者维权机构不同,公盟的目标是针对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尝试做出改变。不同的人对公盟有着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观感,但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这是一群有公益心和批判精神的人。显然,王功权并不缺少这些特质。

  总体说来,王功权是个脾气极度温和的人,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内心的抗拒会爆发出来。他曾在一个有官员参加的会议当场离席而去,只因为对某个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说的一些“官话”听不下去。

  对于王功权告别商界,许志永认为不是意外。“他以前一直在说不想干了。商业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无法直接推动制度变革,角色还是有差异的。”

  懦弱与勇敢

  王功权对公盟工作的投入时间越来越多,从2009年开始,公盟每周日的例会他几乎都参加了,到了饭点,则跟着大家一起吃盒饭。回头看起来,很难说清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与公盟日渐频繁的互动影响了王功权,激发了他内心中的热忱;抑或,那团火本就燃烧在他心中,驱动他更主动以许志永等人为友。

  许志永认为,王功权对于公盟团队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出钱出力上,还有独到的判断力,他的意见往往能跳脱公益人固有的窠臼。比如对于拆迁维权,王功权不支持介入,他觉得涉及金钱利益太大,很难团结。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推行了,但果不其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2012年12月25日,乐清村民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因为他又是一名土地维权者,死因很快引发了网上诸多猜想。3天之后,许志永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俩人都怀疑是谋杀,但王功权提议公盟介入做独立调查,第二天,许志永就带队抵达现场。随后,王功权保持着密切关注,他还在12月31日的中午与许志永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王功权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论证,提了很多疑点,我根据我的调查,给他一一做解释。”许志永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当晚即发布了报告,在结论上,与其他若干独立调查团队后来发布的报告是一致的。

  这份报告遭受了许多细节上的诟病。许志永承认,操作有不周密之处。事实上,不论乐清事件,还是公盟税案,许志永的言行都不缺少批评者。“志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性情中人。他始终是在一线的。我不一样,我对苦难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当问及对许志永的过度悲情化的看法时,王功权为他辩解道。

  王功权长期关注社会转型问题,采访中当谈起制度积弊和解决之道时,他侃侃而谈,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曾经的商人身份。商业逻辑与社会关怀,似乎是他脑子里并行不悖的两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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