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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辽72民初7号   

施瑒,锦州法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施瑒,锦州法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

  裁判要旨

  本案系因港口、航道疏浚工程款拖欠给付引起的纠纷,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焦点问题为合同的效力及工程量的确定。发包人(第二被告)、承包人(第一被告)、分包人(原告)的承包及分包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相应合同均属无效合同,但第一被告仍应参照其与原告的合同约定给付工程款。无效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归于无效,第二被告因工程款的支付为第一被告出具的担保合同亦属无效,原告的违约金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但第二被告作为担保人存在过错,其应对第一被告未支付工程款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并非与第二被告签订合同的主体,其请求确认其对淤泥接纳区内土地的补偿款、拍卖款、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亦不应支持。另外,面对三份测绘报告,法院应选择更科学、更接近于客观事实的测绘数据作为确定工程量的依据。

  大连海事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辽72民初7号

  原告:宁波涌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法定代表人:王楷文,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飞,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航晟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闻良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女,汉族,1984年9月28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大连慧昌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庄河市大连新兴产业经济区。

  法定代表人:敬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敬雨,男,汉族,1976年4月10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微,女,汉族,1983年10月3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宁波涌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涌溢)与被告大连航晟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航晟)、被告大连慧昌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昌码头)港口疏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宁波涌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郭鹏飞,大连航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慧昌码头委托诉讼代理人敬雨、谭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宁波涌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大连航晟支付欠付的工程款7 775 568元及截止至2017年6月2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08 875元以及以按日千分之一计算的自2017年6月3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判令慧昌码头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确认宁波涌溢就《大连港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301#-303#通用泊位疏浚工程施工协议书》项下淤泥接纳区内的土地的补偿款、拍卖款、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8日,宁波涌溢与大连航晟签订了《大连港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301#-303#通用泊位疏浚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大连航晟将大连港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301#-303#通用泊位清淤工程分包予宁波涌溢,该项目计价方式采用陆上方固定综合单价计价,调头圆及连接水域按照8元/立方米计算(不含税费和甲方管理费),船舶靠泊区按照9元/立方米计算(不含税费和甲方管理费)。协议还约定大连航晟须按月验工计量,并于每月10日前向宁波涌溢支付上月月度工程进度款的65%,如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天,大连航晟应按逾期支付的金额的千分之一向宁波涌溢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宁波涌溢积极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大连航晟却存在未取得《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拒不按约验工计量。拒不按约支付进度款等诸多违法、违约行为。2017年6月2日,宁波涌溢收到大连航晟发出的《合同解除通知书》。截止案涉合同解除时,宁波涌溢已累计完成案涉工程的工程总量暂计1 759 196立方米,其中调头圆及连接区工程量暂计1 609 196立方米,船舶靠泊区工程量暂计150 000立方米,对应的工程款总价为14 223 568元,大连航晟仅支付了部分工程进度款6 448 000元,尚欠7 775 568元拒不支付。2016年6月20日,慧昌码头向宁波涌溢出具了《担保承诺函》,承诺在大连航晟不能如数付款的情况下,慧昌码头对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直至所有工程款项支付完毕为止。

  大连航晟辩称,就案涉工程大连航晟已就截止到2016年12月14日双方确认的工程量124万立方米按合同约定单价支付了工程款6 448 000元,此后宁波涌溢再未就工程量提起结算申请,双方亦未对工程量进行确认,宁波涌溢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请求没有任何依据,且因涉案工程尚未完工也未验收,根据协议约定以及宁波涌溢的相关承诺,其无权要求大连航晟与其结算工程款;宁波涌溢对工程量计算错误,根据双方结算,宁波涌溢累计施工工程量为124万立方米,并非宁波涌溢诉称的1 609 196万立方米;大连航晟在履行施工协议的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宁波涌溢无权提出有关违约金的主张;宁波涌溢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仅为转包人,实际施工人蒋汝溪、东莞市港龙港口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关于给付工程款的起诉已经大连海事法院(2019)辽72民初117号民事裁定驳回,宁波涌溢、大连航晟无需向实际施工人“裕丰一号”轮支付工程款,故大连航晟也无需向转包人身份的宁波涌溢支付工程款,大连航晟向宁波涌溢支付的工程款已包括另一施工船“金达006”号船的工程款,因此大连航晟无需向宁波涌溢支付工程款。

  慧昌码头辩称,慧昌码头出具的担保承诺函明确仅在宁波涌溢在施工期间,施工质量、工程进度都符合合同规定,大连航晟不能如数付款的情况下才承担连带责任,宁波涌溢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工期及工程质量等违约情况,其无权要求慧昌码头承担担保责任;宁波涌溢并非工程承包人,不是享有涉案工程价款优先权的适格主体且已超过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法定期限,请求驳回宁波涌溢对慧昌码头的诉讼请求。

  宁波涌溢、大连航晟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理由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三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施工协议书、工程量确认单、纳泥区施工前标高图纸、证据保全报告、担保承诺函、企业禁止施工作业通知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合同解除通知、工程业务联系单(2016-015)、工程业务联系单(2017-008)、分包协议书、泥驳船租赁合同、2019年6月25日现场视频、(2019)辽72民初117号民事起诉状、(2017)浙72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宁波涌溢提交的工程业务联系单(2016-001、2016-009、2017-001、2017-003、2017-006、2017-009、四版2017-008)及发送邮件和手机截图,大连航晟与慧昌码头均以邮件接收人并非合同指定联系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以上邮件的接受邮箱均是宁波涌溢与大连航晟协议约定的联系邮箱,且邮箱使用人敬雨亦为案涉工程业主工作人员,也确认了以上邮箱及手机号码均为其使用,因此本院对以上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2.宁波涌溢提交的宁波上航测绘有限公司作出的《大连港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疏浚工程纳泥塘土方计量测量工程技术总结》,大连航晟以该报告作出单位资质存疑,且未收到为由,对该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报告付具了相关资质证书,系有资质专门机构作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大连航晟提交的施工日志、证人朱薇证言,宁波涌溢以施工日志为单方制作且无填写人及负责人签字,证人朱薇证言对其拟证明事实无任何相关证据支持,且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施工日志为单方制作且无填写人及负责人签字,证人朱薇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有关工程量等证言亦无相关证据支持,对以上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6月28日,大连航晟与宁波涌溢签订了《大连港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301#-303#通用泊位疏浚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由宁波涌溢对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301#-303#通用泊位疏浚工程进行施工。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宁波涌溢绞吸船进场,进场之日起3个月内全部完成,每月完成量不低于60万元,否则大连航晟按未达标量20%罚款,如有施工干扰或施工方量增加或不可抗力等非宁波涌溢的原因,工期相应顺延;该项目计价方式采取陆上方固定综合单价计价,调头圆及连接区水域挖深至-8.9米,按照8元/立方米计价(不含税费和甲方管理费),船舶靠泊区挖深至-12米,按照9元/立方米计价(不含税费和甲方管理费),总工程量暂定250万立方米,每立方米综合单价最低8元,合同总价暂定为2000万元;大连航晟应于宁波涌溢船舶进场,管网铺装到位,具备施工条件后3日内支付宁波涌溢预付款30万元,该笔预付款在月进度款中抵扣。合同还约定,本工程采用陆上方测量方法,双方在施工前共同选定双方认可的测量单位对淤泥接纳区标高进行测量,该标高作为计算宁波涌溢施工量的基础值,淤泥接纳区目测表面无水后双方即进行施工后标高测量,根据标高差计算宁波涌溢具体的施工量;本合同实行按月验工计量(每月25日之前),宁波涌溢在每次验工计价前应填报已完成合格工程数量,大连航晟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测量核实,工程量必须以甲乙双方确定为准;大连航晟每月10日前支付宁波涌溢上月月度工程进度款的65%,待工程结束并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付至整体工程进度款的90%,完工后六个月内付清全部余款。合同还约定,由于非宁波涌溢原因,造成宁波涌溢无法正常生产或停工的,大连航晟应赔偿宁波涌溢的经济损失;宁波涌溢进场后,未经大连航晟同意擅自离场,造成工程停工,宁波涌溢承担履约责任,赔偿工程总额的10%给大连航晟;宁波涌溢必须保证本工程进展顺利,若因宁波涌溢原因造成工程进度滞后,工程质量达不到设计要求的,宁波涌溢承担大连航晟经济损失,直到清退出场。双方在合同中还确定了各自的联系方式,并约定任何文件进入对方数据系统,即视为送达,对方不得以未收到或看到为抗辩理由,大连航晟联系人为闻良军;宁波涌溢联系人王祖华。2016年7月26日,宁波涌溢租用的绞吸船“裕丰一号”船开始进场施工。2016年8月8日,大连航晟向宁波涌溢支付了30万元。2016年9月1日、10月14日、12月14日,双方签署了三份工程量确认单,分别确认截止到2016年8月26日,宁波涌溢完成吹填方量约49万立方米,2016年8月27日至2016年9月26日,宁波涌溢完成吹填方量约37万立方米;2016年9月27日至2016年11月26日,宁波涌溢完成吹填方量约38万立方米。在此期间,“裕丰一号”船于2016年11月12日退出施工现场,宁波涌溢重新组织机械、运输车辆、泥驳船等于2017年3月15日组织完毕,至2017年3月25日重新开始施工。2017年5月31日,大连航晟向宁波涌溢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以宁波涌溢在合同履行中存在工程延误等违约行为且未按大连航晟要求复工为由,解除与宁波涌溢的案涉施工协议书。宁波涌溢于2017年6月2日收到该通知。在此之前,大连航晟共计向宁波涌溢支付了包括预付款30万元在内的工程进度款6 448 000元。2017年2月27日,宁波上航测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航测绘)受宁波涌溢委托,出具了《大连港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疏浚工程纳泥塘土方计量测量工程技术总结》,认定该工程总吹填方量为1 699 196立方米。2007年11月6日,大连五星测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测绘)根据宁波涌溢诉前证据保全申请经本院委托作出《淤泥接纳区面积和标高测量项目技术总结》,确认大淤泥塘区域面积为314 117.7868㎡,小淤泥塘区域面积为135 202.2234㎡,并作出淤泥接纳区地形图。2019年6月26日,大连九成测绘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成测绘)根据大连航晟申请经本院委托对上述纳泥区进行测量,并于2019年7月23日出具了《大连港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301#-305#通用泊位纳泥土石方测量计算报告》,认定大淤泥塘面积为314 824.9㎡,小淤泥塘面积为120 463.1㎡,经计算本项目挖方量为3705.1立方米,填方量为1 336 004.4立方米。同日,九成测绘根据本院委托出具了《大连港庄河港区将军石作业区301#-305#通用泊位疏浚工程五星测绘测量数据土石方复核计算报告》,确认根据五星测绘证据保全报告,填方量为1 544 209.6立方米。

  2016年6月20日,慧昌码头出具了《担保承诺函》,确定大连航晟系庄河港01#-305#泊位工程总包单位,该项目港池疏浚工程由大连航晟分包予宁波涌溢,慧昌码头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同意在宁波涌溢在施工期间,施工质量、工期进度都符合合同规定要求,大连航晟不能如数付款的情况下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直至所有工程款项支付完毕为止。

  另查,大连航晟及宁波涌溢均不持有适于案涉工程施工的施工资质证书。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港口、航道疏浚工程款给付引起的纠纷,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慧昌码头将港口泊位建设工程发包予无港口建设施工资质的大连航晟,大连航晟又将港池疏浚工程分包予无施工资质的宁波涌溢,此种承包及分包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上述合同均属无效。按照《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虽然二被告主张,案涉工程尚未完工,也未经过验收,宁波涌溢无权主张剩余工程款项,但双方签署的工程量确认单虽然确定的是估算的工程量,但大连航晟对工程的质量已予认可。比照《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解除后,已将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虽然本案所涉合同自始无效,但宁波涌溢未能完成工程系大连航晟通知解除协议所致,大连航晟未能证明宁波涌溢完成的工程质量不合格,也未能举证证明已要求宁波涌溢采取修复或补救措施,因此,对其该项答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仍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计量标准及价款向宁波涌溢支付已完成工程量的相应价款。

  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对宁波涌溢完成工程量的计量系根据施工后淤泥接纳区标高测量所得标高差进行计算,虽然双方在施工过程中签署过工程量确认单,但该确认单所载工程量系估算所得,也与合同约定不符,因此仍应按照淤泥接纳区标高测量确定宁波涌溢完成的工程量,对二被告要求按照工程确认单所载124万立方米工程量计算工程价款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航测绘虽具有相应的测绘资质,但其所做测绘计量系由宁波涌溢单方委托,其所作报告属于第三方证言,其未出庭就测量方法、测量数据及计算依据接受质询,其所做报告并不能作为本案确定工程量的依据。五星测绘系具有资质的专门机构,其接受本院委托进行诉前证据保全所作测绘计量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其取得的数据可以作为本案确定工程量的依据。虽然二被告认为五星测绘报告采用的基准点与浚前图使用的基准点不符,其测量亦不符合测量相关规范,要求法院对该报告不予采信,九成测绘在其报告中也认为五星测绘高程数据采集不足,高程点过于稀疏,造成土石方计算误差较大,但根据九成测绘的当庭陈述,五星测绘的测量方法与其测量方法一致,其采用的基准点也与浚前图一致,主要差距在于淤泥接纳区的范围有所差别。本院认为两次测量时间时隔20个月,其地形地貌受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而九成测绘的测量报告不仅出现了填方量还出现了本不应出现的挖方量,因此五星测绘测量的数据更能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仍应根据五星测绘证据保全报告采集的数据确认宁波涌溢完成的工程量,依据九成测绘土石方复核计算报告,确认宁波涌溢完成的工程量为1 544 209.6立方米。虽然双方合同确定船舶靠泊区工程量按9元/立方米计算,但宁波涌溢未能提供证据区分船舶靠泊区及其他区域的工程量,因此本院对于宁波涌溢完成的工程量均按8元/立方米计算。

  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但按照《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承包人仅享有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的权利,宁波涌溢主张大连航晟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虽然慧昌码头就工程款的支付向宁波涌溢出具了担保承诺函,构成了担保合同,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因大连航晟与宁波涌溢合同无效,其出具的担保函亦归于无效。但慧昌码头明知大连航晟并无相关施工资质,仍将泊位建设合同承包予大连航晟,并确认大连航晟将港池疏浚合同分包予宁波涌溢,属于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的情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本院认定慧昌码头就前述工程款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责任。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承包人就建设工程的价款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但《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应是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承包人。本案中发包人为慧昌码头,宁波涌溢未与其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并非符合上述规定的主体,因此其主张确认享有淤泥接纳区内土地的补偿款、拍卖款、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宁波涌溢完成工程量1 544 209.6立方米,大连航晟应支付工程款项共计12 353 676.8元,已支付6 448 000元,尚欠5 905 676.8元应予支付,慧昌码头在1 968 558.9元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大连航晟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宁波涌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5 905 676.8元;

  二、大连慧昌码头有限公司对大连航晟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上债务在1968 558.9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宁波涌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 688元(宁波涌溢已预交),由宁波涌溢负担16 278元,大连航晟负担51 4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宁波涌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大连航晟港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大连慧昌码头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施瑒

  审判员 王选平

  审判员 王正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卞鑫

  书记员 魏祺

  (2019)辽72民初110号   

武寒霜,立案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武寒霜,立案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裁判要旨

  本案系典型的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原告(主张污染受害者)无需证明污染与损害之间的任何关系。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原告应证明被告(原告诉称的污染者)的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关联关系,被告应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关联关系不同于因果关系,原告的举证责任与被告相比较轻。无论是证明关联关系,还是证明因果关系,当事人通常都会以污染评估报告作为证据。面对两份结论相反的污染评估报告,法官应全面判断哪份报告评估方法更科学严谨,更有充分事实依据和可靠数据支撑,以及报告中的瑕疵是否足以推翻整份报告的结论等。

  大连海事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辽72民初110号

  原告:大连老虎滩捕捞场。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法定代表人:刘长忠,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萍,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法定代表人:杨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亮,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琳琳,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连市中山区商务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代表人:曹松,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伟,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老虎滩捕捞场(以下简称老虎滩捕捞场)与被告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虎滩公司)、第三人大连市中山区商务局(以下简称中山商务局)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老虎滩捕捞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萍,老虎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亮、秦琳琳,中山商务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老虎滩捕捞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老虎滩公司赔偿因老虎滩填海工程给老虎滩捕捞场造成的污染损失9844680元。事实与理由:2010年老虎滩公司与大连市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海域办公室,现并入中山商务局)根据大连市政府要求开展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填海工程。填海过程中,老虎滩公司对老虎滩捕捞场经营的海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经交涉,老虎滩捕捞场与老虎滩公司均同意由海域办公室委托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以下简称辽宁省海洋站)对老虎滩捕捞场养殖区和养殖生物损失进行评估。辽宁省海洋站分别于2012年9月、2013年5月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载明老虎滩捕捞场损失共计9844680元。对于评估报告和数据,老虎滩捕捞场和老虎滩公司均予以认可,未提异议。老虎滩捕捞场多次向老虎滩公司主张赔偿损失,老虎滩公司至今未赔偿。

  老虎滩公司辩称,不同意老虎滩捕捞场的诉讼请求。1.老虎滩捕捞场不能证明老虎滩公司的填海施工行为给老虎滩捕捞场造成了损害。2.老虎滩捕捞场主张的损失与老虎滩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首先,老虎滩公司施工的填海工程在开工前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老虎滩捕捞场主张损失的评估报告体现的水质要好于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体现的水质,故评估报告中体现的水质不可能造成老虎滩捕捞场主张的损害。老虎滩公司的施工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次,老虎滩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要求进行围堰施工,施工产生的污染物不会到达损害发生地。再次,根据评估报告所述,为避免施工行为给老虎滩捕捞场造成损失,老虎滩捕捞场曾经于老虎滩公司施工前在案涉水域进行过采捕,故案涉水域的生物量减少在老虎滩公司施工前就已经存在。3.老虎滩公司于2011年开始实施填海工程,老虎滩捕捞场依据的评估报告于2012年出具,故应从2012年起算诉讼时效,老虎滩捕捞场于2019年起诉,超过诉讼时效。

  中山商务局称,老虎滩捕捞场与老虎滩公司之间的纠纷与中山商务局无关,中山商务局不应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关于委托中山区政府承担虎滩湾改造项目拆动迁工程的函》、《关于中山区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海上施工污染补偿委托的报告》、2010年4月9日《关于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的会议纪要》、2012年6月5日《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及赔偿的函》、2012年6月15日《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及赔偿相关问题的复函》、2012年7月4日《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相关问题的函》、委托书、《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变更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责任主体的批复》、《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调查与评估报告》、《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生物(大连紫海胆)损失评估补充报告》、《关于对评估报告和评估补充报告中部分内容的更正》、《关于虎滩湾改造工程海上施工污染补偿问题的报告》、《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项目情况的报告》、《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对<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同意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围填海施工的通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填海造地竣工验收合格的通知》,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2012年6月11日《关于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及赔偿的复函》、2012年6月13日《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及赔偿的复函》、2012年7月21日《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相关问题的复函》、2012年7月25日《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委托书》2份,拟与其他证据共同证明老虎滩捕捞场与老虎滩公司一致同意海域办公室委托辽宁省海洋站评估涉案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情况。老虎滩公司因上述证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中山商务局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因上述证据均是出具给当时的海域办公室的,故在中山商务局对真实性无异议、且可以与老虎滩公司认可的其他函件组成证据链条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2.《大连市财政局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海上施工污染补偿问题的意见》、大连市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单,拟证明2014年大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大连市城建局)、财政局对评估报告、评估值进行审核并同意由海域办公室与老虎滩捕捞场、老虎滩公司谈判确定最终补偿额度,所需资金列入项目总投资中。老虎滩公司因该组证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中山商务局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与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大中政(2017)28号《关于中山区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海上施工污染补偿委托的报告》载明的附件相吻合,且中山商务局作为知情的政府部门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3.《关于尽快拨付大连老虎滩改造工程养殖海域污染补偿的报告》,拟证明老虎滩捕捞场于2017年5月25日提出污染补偿的请求,中山区政府回复同意尽快解决污染问题。老虎滩公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因该证据系老虎滩捕捞场发给海域办公室的,中山商务局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关于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海域使用方案的审查意见》、《老虎滩公园外海域填海工程占用海域补偿补充协议书》,拟证明老虎滩东部围填海占用了老虎滩捕捞场的海域,海域办公室向老虎滩捕捞场支付了占海补偿金,进而证明老虎滩捕捞场有涉案海域的使用权。中山商务局作为《老虎滩公园外海域填海工程占用海域补偿补充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5.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复印件、彩色界址图一份、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加盖公章的界址图一份,拟证明老虎滩捕捞场具有合法经营浅海养殖合法资格。老虎滩公司对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加盖公章的界址图和彩色界址图不是权属依据,不能证明老虎滩捕捞场有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在《大连老虎滩捕捞场养殖用海界址图》上加盖公章,证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对老虎滩捕捞场养殖用海范围进行了确认。综合上述采信的《老虎滩公园外海域填海工程占用海域补偿补充协议书》及老虎滩公司2017年7月14日向大连市城建局提交的《关于虎滩湾改造工程海上施工污染补偿问题的报告》所载内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85年12月1日,大连市水产局向老虎滩捕捞场颁发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载明老虎滩捕捞场可在老虎滩修船场岸区、石槽屯边区和象鼻子礁连线以东至老虎牙以北进行筏区养殖,老虎牙至老尖沟(棒棰岛管养区除外)低潮线外500米的海底进行珍殖品养殖。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在《大连老虎滩捕捞场养殖用海界址图》上加盖公章,界址图载明界址点坐标及海底面积。

  2010年,大连市政府开展虎滩湾环境治理项目,委托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政府负责项目的拆动迁工作,老虎滩公司承接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以下简称老虎滩填海项目)。2011年12月12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向老虎滩公司发送《关于同意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围填海施工的通知》,载明老虎滩公司申请的老虎滩填海项目用海业经省政府批准,同意其进行围填海施工作业。老虎滩公司自述收到通知后开始施工。2013年9月13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发出《关于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填海造地竣工验收合格的通知》,载明题述项目填海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合格。

  2011年4月,大连海事大学出具《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系大连海事大学接受老虎滩公司的委托对老虎滩填海工程的海洋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2011年12月22日,老虎滩捕捞场(作为乙方)与海域办公室(作为甲方)签订《老虎滩公园外海域填海工程占用海域补偿补充协议书》,载明:“双方于2010年12月21日签订《老虎滩公园外海域填海工程占用海域补偿协议书》。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协商原则,对原合同进行如下补充:一、由于大连老虎滩湾改造建设方案进行调整,甲方对虎滩湾东部填海南侧增加使用海域58.95亩,支付乙方占用海域补偿143.2万元,扣除2002年至2009年的海域使用金3.2423万元,实发补偿139.9577万元。乙方放弃对承包海域中被占用部分的承包权,允许甲方进行填海工程……” 海域办公室于2017年10月25日更名为大连市中山区海洋管理办公室,于2019年3月并入中山商务局。

  2012年6月5日,海域办公室向老虎滩公司发出《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及赔偿的函》,载明老虎滩公司“在老虎滩外海施工过程中对养殖海域产生污染,造成相关养殖企业经济损失。养殖企业多次阻止工程施工,经过我办公室反复协调,养殖企业暂时同意工程正常进行,但要求立即进行污染评估。……具体建议如下:1、经你方与养殖企业同意,由我方委托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对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外海改造工程养殖海域污染进行评估,且你方与养殖企业均无条件认可评估结果,并按评估报告支付补偿费用。2、经你方同意,由我方与养殖企业签订污染评估委托协议和污染补偿协议。3、评估结束后,由你方支付评估费39.37万元,同时按照评估结果支付给养殖企业污染补偿费用。妥否,请复函。”2012年6月11日,老虎滩公司给海域办公室发函,称:“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是……财政拨款项目,对贵方函中提出的条件,我们须报请城建局和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作。”2012年6月13日,老虎滩公司向海域办公室发函,称:“我们将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及赔偿事宜上报至市财政局、城建局审核,市财政局、城建局指出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及赔偿工作应依法办理,依法进行评估、赔偿……”2012年6月15日,海域办公室给老虎滩公司发函,称已收到老虎滩公司的复函,并载明:“针对你方提出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一、辽宁省海洋渔业化学监督监测站是具有海洋环境评估资质的单位,且前期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征海评估工作就是由该单位完成,其对虎滩湾海域情况较熟悉……”2012年7月4日,海域办公室给老虎滩公司发函:“现将辽宁省海洋渔业化学监督监测站提供的《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调查与评估技术服务合同》以及该单位的相关资质证明(见附件)转交你方,请你方审核。对于你方提出的评估结果问题,我方将在评估工作完成后第一时间通报你方。此外,以下两个问题希望你方给与明确答复,以便我方开展下一步工作:1、是否同意由我方委托辽宁省海洋渔业化学监督监测站对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情况进行评估,且评估费39万元由你方支付。2、对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化学监督监测站提供的技术服务合同相关条款是否存在异议,是否同意我方与其签订正式合同。”2012年7月21日,老虎滩公司向海域办公室发函,称:“同意贵办按法定程序委托具有评估资质的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对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的填海工程项目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并同意按国家相关收费标准支付评估费用。”2012年7月25日,老虎滩捕捞场出具《关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外海施工污染评估委托书》,写明:“经与施工方协商,我方同意委托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聘请具有评估资质的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对虎滩湾填海工程项目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情况进行评估。”2012年7月27日,海域办公室委托辽宁省海洋站评估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造成的污染及对养殖生物造成的损失。辽宁省海洋站进行了调查评估,于2012年9月14日出具《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调查与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污染评估报告》),于2013年5月出具《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生物(大连紫海胆)损失评估补充报告》(以下简称《紫海胆报告》),于2014年3月3日出具《关于对评估报告和评估补充报告中部分内容的更正》(以下简称《更正报告》)。《污染评估报告》载明:“调查地点位于大连市老虎滩湾(从低潮线向外500米)的养殖海域,调查评估范围是虎滩填海工程以南至N38°51′27.72″,东西位于W121°39′55.42″至E121°42′00.22″的养殖海域……由于委托调查滞后于老虎滩填海施工时间,养殖海域环境和养殖底播生物资源数量本底调查数据无法获取,因此,养殖底播生物资源本底数量参照2010年9月我站出具的《大连老虎滩湾建设用海养殖区海洋经济生物资源评估报告》中对老虎滩填海工程征海区域养殖底播生物资源数量的调查结果。本次调查与评估内容如下:1、在老虎滩填海施工过程中进行一次养殖海域的水质、沉积物环境质量检测,分析该区域污染物的种类、含量(浓度),评价这些污染物对增养殖海域环境及养殖生物的影响;2、在老虎滩填海施工过程中进行一次养殖底播生物资源数量调查,评估老虎滩海域养殖底栖生物的阶段损失状况。四、调查……七、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资源损失评估:大连市老虎滩填海工程从2010年末开始进行勘探、填海施工,至今还没有完工。在填海施工过程中造成养殖海域悬浮物严重超标,2012年3月对养殖海域水质监测表明,悬浮物含量高达245-300mg/L,超国家海水水质二类标准24-30倍。有许多文献论文资料报道了悬浮物对水生生物影响的实验研究,如……等。可见在填海施工中产生的大量悬浮物直接影响养殖海域底栖生物和饵料生物的生理、行为、生长、繁殖,底栖生物长期在超量悬浮物的作用下可发生大量的死亡。7.1……由于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于2010年底已经开始施工,养殖单位为了减少因施工污染所造成养殖生物的损失,可能对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进行了采捕。鉴于养殖单位已经提前采取了止损措施,考虑污染物对生物繁殖、生长或造成死亡,以及生物质量下降等影响,参考《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的可捕系数,依据海洋工程类污染物对底栖生物影响的相关实验结果,确定此次填海工程对大连老虎滩湾养殖海域的底栖生物造成污染的损失系数为0.72……八、底栖生物资源损失经济价值评估……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资源损失经济价值为1676.8946万元,其中东侧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资源经济损失额为820.5701万元……”《紫海胆报告》载明:“……受大连市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的委托,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于2012年9月已经作出《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调查与评估报告》。在报告中没有对大连紫海胆的损失进行评估,因为在所涉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资源调查中没有发现大连紫海胆的死壳,且也没有悬浮物对大连紫海胆的生长影响和死亡率这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参考。2012年12月大连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开会,就我站的评估报告没有对大连紫海胆的损失进行评估提出了看法,会议决定由我站对大连紫海胆分解时间和悬浮物对大连紫海胆的死亡率影响做试验,补充对大连紫海胆损失的评估。2013年1月10日至2月7日做了大连紫海胆壳分解试验,结果是在4周的时间内海胆壳全部分解破碎。2013年3月14日至4月15日做了悬浮物对大连紫海胆死亡率影响试验,试验结果为悬浮物对大连紫海胆死亡率影响平均增加11.66%。四、对于大连紫海胆损失评估……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资源损失经济价值为434.97万元,其中东侧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资源经济损失额为221.07万元……”《更正报告》载明:“……2012年9月,由我站编写的《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调查与评估报告》中“7.3养殖海域底栖生物污染范围和损失系数的确定”中“由大连五星测绘有限公司出具的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以南涉及养殖海域宗海界址图,其中东部海域养殖面积95.7080公顷,西部海域养殖面积89.6615公顷”中对东、西部污染养殖海域面积未扣除已经补偿过的面积,当时在测量污染海域面积时没有“虎滩湾改造工程海域动迁调整方案中增加的养殖海域面积”去掉,如图1绿色部分面积共5.56公顷,其中东侧面积为3.93公顷,西侧部分为1.63公顷。由于在《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调查与评估报告》和《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生物(大连紫海胆)损失评估补充报告》中多计算了5.56公顷污染养殖海域面积,对污染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资源损失量和底栖生物资源损失经济价值的评估特此予以纠正……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资源损失经济价值为1610.3063万元,其中东侧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资源经济损失额为772.4680万元……大连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对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资源损失经济价值为422.01万元,其中东侧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资源经济损失额为212万元……”三份报告均附有老虎滩捕捞场的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及老虎滩填海工程以南涉及东部养殖海域宗海界址图、界址点坐标。三份报告所述的“东侧海域”包含在老虎滩捕捞场的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所覆盖的水域范围内。评估时,辽宁省海洋站具有计量认证证书和乙级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两份证书的资质有效期分别是至2015年8月19日和至2014年1月12日。

  老虎滩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向大连市城建局递交《关于虎滩湾改造工程海上施工污染补偿问题的报告》,载明:“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改造工程所涉区域养殖企业提出:海上施工对已征海域以外的临近养殖海域造成了污染,导致养殖损失,多次找到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和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强烈要求对污染海域进行补偿……参照东港情况,经我们和养殖企业同意,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于2013年5月委托具有评估资质的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检测站,对虎滩湾环境改造工程海上施工养殖海域污染及养殖生物损失情况进行了评估:污染海域底栖生物资源经济损失为2032.3163万元,评估费为39万元……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虎滩湾环境改造指挥部)和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对养殖海域(涉及大连老虎滩捕捞场和大连市水产研究两家养殖企业)一次性征收的可行性进行了调研。经调研,我们认为一次性征收比较困难,具体原因如下:……2.由于两家养殖企业对所属海域均有合法使用权,若一次性征收需……以上是该事件的办理过程。请市城建局协调上报市政府审批。”

  庭审中,老虎滩公司指出《紫海胆报告》中计算大连紫海胆经济损失的方法有误;老虎滩捕捞场及其三份报告的出具人之一马志强认为东侧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经济损失的调查数据正确,但在用调查数据进行计算时公式错误,东侧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经济损失数额应为2105015元,与报告载明的212万元相差14985元。

  本院认为,老虎滩公司从2011年12月开始进行老虎滩填海项目施工,老虎滩捕捞场主张老虎滩公司的施工行为给其造成了污染损害,本案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老虎滩捕捞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老虎滩捕捞场养殖行为的合法性;(三)老虎滩公司的施工与老虎滩捕捞场遭受的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四)老虎滩公司的施工与老虎滩捕捞场遭受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五)老虎滩捕捞场遭受的损害数额。

  (一)老虎滩捕捞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老虎滩公司自认从2011年12月开始进行老虎滩填海项目施工,工程于2013年9月13日经验收合格。2012年,老虎滩捕捞场请求海域办公室协调处理老虎滩填海项目施工给其海域造成的污染赔偿事宜。海域办公室向老虎滩公司传达了老虎滩捕捞场的赔偿要求,并经双方同意于2012年7月27日委托辽宁省海洋站评估相关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该条并未对“提出要求”的形式作出规定。老虎滩捕捞场经由海域办公司向老虎滩公司提出污染损害赔偿要求,只要此种赔偿要求到达老虎滩公司,就符合“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规定。自老虎滩公司开始进行老虎滩填海项目施工至海域办公室向老虎滩公司传达老虎滩捕捞场的赔偿要求,未超过三年,故老虎滩捕捞场自知道海域遭受填海施工污染至向老虎滩公司提出赔偿要求,未超过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老虎滩捕捞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老虎滩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诉讼时效中断。老虎滩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向大连市城建局提交的《关于虎滩湾改造工程海上施工污染补偿问题的报告》证明,老虎滩捕捞场2012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要求老虎滩公司赔偿污染损失,故老虎滩捕捞场的诉讼时效多次中断。自2017年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至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三年,故老虎滩捕捞场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老虎滩捕捞场养殖行为的合法性

  老虎滩捕捞场提供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以证明其对涉案海域有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因该执照是复印件,老虎滩捕捞场提供其他证据辅助证明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的真实性。首先,海域办公室与老虎滩捕捞场签订《老虎滩公园外海域填海工程占用海域补偿协议书》及《老虎滩公园外海域填海工程占用海域补偿补充协议书》,海域办公室因老虎滩填海项目占用虎滩湾东侧海域向老虎滩捕捞场支付补偿款,可见政府主管机关对老虎滩捕捞场享有虎滩湾东侧海域的使用权和养殖权予以认可。其次,老虎滩公司在2017年7月14日向大连市城建局递交的《关于虎滩湾改造工程海上施工污染补偿问题的报告》中陈述老虎滩捕捞场对所属海域具有合法养殖权,可见老虎滩公司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认可老虎滩捕捞场有合法的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再次,经老虎滩捕捞场与老虎滩公司一致同意,海域办公室委托辽宁省海洋站评估涉案污染损失情况,三份评估报告中均附有老虎滩捕捞场的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和东侧海域的界址图,这证明老虎滩捕捞场、老虎滩公司和海域办公室对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无异议,对老虎滩捕捞场享有评估报告中所述的东侧海域的使用权和养殖权无异议。最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在《大连老虎滩捕捞场养殖用海界址图》上加盖公章,证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对老虎滩捕捞场养殖用海范围进行了确认。综上,可以证明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系真实的,老虎滩捕捞场对涉案海域具有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

  (三)老虎滩公司的施工与老虎滩捕捞场遭受的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污染评估报告》、《紫海胆报告》和《更正报告》载明:老虎滩填海项目施工造成老虎滩捕捞场养殖海域悬浮物严重超标;施工中产生的大量悬浮物直接影响养殖海域底栖生物和饵料生物的生理、行为、生长、繁殖,底栖生物长期在超量悬浮物的作用下可发生大量的死亡;试验结果表明悬浮物对大连紫海胆死亡率影响平均增加11.66%。老虎滩捕捞场据此证明老虎滩公司的施工与老虎滩捕捞场遭受底栖生物资源经济损失和大连紫海胆经济损失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老虎滩公司对老虎滩捕捞场提交的三份报告提出异议:1.辽宁省海洋站持有乙级资质,只能承担1000万元以下的渔业污染事故鉴定,但该站出具的《污染评估报告》和《紫海胆报告》的评估结果为2000余万元,属于超越资质进行评估;另《更正报告》出具时辽宁省海洋站的资质证书已到期,不具备评估资质。2.三份报告的内容不客观、不科学、不严谨,评估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三份报告的出具人之一马志强出庭接受了质询,回答了老虎滩公司的问题。经法院审查,三份报告程序合法、使用了科学的技术手段、依据合理、过程清晰、结论明确。海域办公室在评估前向老虎滩公司发送了辽宁省海洋站的资质文件,老虎滩公司在评估前即知晓辽宁省海洋站持有的是乙级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其认可其资质并同意由该站进行评估,不能在评估报告出具后仅以资质不够为由否定评估报告的内容。《更正报告》系因海域面积应进行更正而出具,属于计算问题,与资质无关,不能以辽宁省海洋站在资质到期后出具《更正报告》而否定三份报告的效力。综上,三份报告可以证明老虎滩公司的施工与老虎滩捕捞场遭受的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四)老虎滩公司的施工与老虎滩捕捞场遭受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老虎滩公司提供《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对<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用于与老虎滩捕捞场提供的三份报告进行对比,证明老虎滩公司的施工未导致水质、环境受到不良影响,施工与老虎滩捕捞场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老虎滩捕捞场举证证明施工引起的悬浮物长期严重超标导致其遭受损害,老虎滩公司应举证证明悬浮物长期严重超标不会导致老虎滩捕捞场遭受损害。老虎滩公司提供的上述报告书与悬浮物无关,故不能证明其拟证明的事项。老虎滩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施工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未证明存在其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老虎滩公司应向老虎滩捕捞场承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五)老虎滩捕捞场遭受的损害数额

  老虎滩捕捞场提供的三份报告载明:老虎滩捕捞场就东侧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资源遭受经济损失772.4680万元,就东侧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遭受经济损失212万元。老虎滩公司指出计算大连紫海胆遭受经济损失的方法有误;老虎滩捕捞场及其三份报告的出具人之一马志强认为东侧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经济损失的调查数据正确,但在用调查数据进行计算时公式错误,东侧养殖海域大连紫海胆经济损失数额应为2105015元,与报告载明的212万元相差14985元。本院虽对三份报告予以采信,但对报告中的计算错误予以纠正。老虎滩公司应向老虎滩捕捞场赔偿污染损害9829695元(7724680+2105015)。

  老虎滩公司主张老虎滩捕捞场于老虎滩公司施工前在涉案水域进行过采捕,故涉案水域的生物量减少在老虎滩公司施工前就已经存在。《污染评估报告》载明:“由于老虎滩填海工程项目于2010年底已经开始施工,养殖单位为了减少因施工污染所造成养殖生物的损失,可能对养殖海域底栖生物进行了采捕。鉴于养殖单位已经提前采取了止损措施,考虑污染物对生物繁殖、生长或造成死亡,以及生物质量下降等影响,参考《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的可捕系数,依据海洋工程类污染物对底栖生物影响的相关实验结果,确定此次填海工程对大连老虎滩湾养殖海域的底栖生物造成污染的损失系数为0.72”,可见,辽宁省海洋站在评估时已经考虑了采捕因素,不能重复计算,对老虎滩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连老虎滩捕捞场支付污染损害赔偿9829695元;

  二、驳回大连老虎滩捕捞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老虎滩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713元(老虎滩捕捞场已预交),由老虎滩捕捞场负担123元,由老虎滩公司负担805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武寒霜

  人民陪审员 陈巍

  人民陪审员 李志宏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郝志鹏

  书记员 田金语

  (2019)辽72民初223号   

王正宇,长海法庭四级高级法官王正宇,长海法庭四级高级法官

  裁判要旨

  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合同约定的委托事务是否包含代为办理提单电放、货运代理人是否依约完成该委托事务以及违约损失,裁判文书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证据认证、事实认定和裁判说理。结合出庭证人证言、货运代理费对账单等证据,确认货运代理人在提单签发后接受了代为办理提单电放的委托事务。根据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以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书面陈述,认定委托人在提单电放过程中负有交付正本提单和电放保函并指定电放时间的义务。因委托人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上述义务,货运代理人未办理提单电放不构成违约。另外,即使货运代理人违约,委托人将其因向收货人逾期交付提货凭证而给付的违约金作为其因提单未电放而遭受的损失,委托人也没有举证证明正本提单到达收货人的时间及其与收货人约定的交付提货凭证的期限,故委托人主张的赔付数额不能直接被认定为违约损失。

  大连海事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辽72民初223号

  原告:大连新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九里村。

  法定代表人:信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峰,男,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兆志,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世捷(青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608B室。

  法定代表人:杨淑颖,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新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公司)与被告海世捷(青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海世捷大连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峰、周兆志,被告海世捷大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海世捷大连公司赔偿损失431749.47元人民币(62158美元)及该款项自2018年1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新源公司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为其货物安排运输,双方由此形成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协议达成后,海世捷大连公司代为办理了涉案盐渍鳕鱼片经海路由大窑湾港至波多黎各圣胡安港的运输,涉案货物海上货物运输的提单号为APLU062245393。双方约定海世捷大连公司为新源公司办理电放,但货物运抵目的港时海世捷大连公司拒不配合办理电放。新源公司在多次催促无果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向收货人邮寄提单正本。该票货物因此滞港超过10天,收货人于2018年1月25日以其需向当地超市承担违约金为由向新源公司索赔62158美元。海世捷大连公司收取了新源公司电放费,配合新源公司电放涉案货物是其应尽的义务,但海世捷大连公司未能提供相关海上货运代理服务给新源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作为专业的货运代理公司应当预见到拒绝办理电放造成的后果。涉案索赔发生在国外客户与新源公司之间,不适用违约金明显高于违约损失应当减少违约金的合同法规则,海世捷大连公司应当按照新源公司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海世捷大连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新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海世捷大连公司接受委托后办理了涉案货物的订舱,在涉案货物装船后海世捷大连公司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新源公司。此时,海世捷大连公司已完成涉案海上货物代理合同项下的全部事项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过错。2.提单签发后,新源公司如变更目的港提货方式,其应向承运人交回提单正本并出具电放保函,承运人自行决定是否办理电放,海世捷大连公司对此没有决定权。新源公司从未与海世捷大连公司沟通电放事宜,新源公司主张海世捷大连公司不配合办理电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新源公司诉称收货人迟延提货损失系新源公司迟延邮寄提单造成的。涉案提单于2017年11月19日签发,海世捷大连公司立即将提单正本交予新源公司,新源公司有足够的时间向收货人交付提单,但其于2018年1月3日才邮寄提单。4.即使海世捷大连公司造成迟延,新源公司亦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诉称损失的真实性及合理性。新源公司未证明其与收货人之间存在迟延提货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金的约定,以及其已向收货人支付了诉称的违约金。新源公司对收货人的索赔具有审查义务,对不合理索赔亦应进行抗辩。收货人的索赔函中载明收货人的交易下手即当地超市以货物价值的3%计算日迟延违约金,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明显不合理。涉案货物盐渍鳕鱼片并非时令食品或特殊节日专用食品,迟延提货并不会导致任何损失。新源公司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告知涉案货物未在特定期限内交付将产生高额违约金,其诉称的损失是不可预见的。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新源公司的委托事项是否包含办理电放;2.海世捷大连公司是否拒绝办理电放;3.新源公司诉称的损失是否真实、是否与货物未电放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围绕争议焦点1,新源公司提交了(2018)辽72民初627号民事判决书、对账单并申请证人海世捷大连公司的销售人员王心霖出庭作证。海世捷大连公司称:对账单中出现电放费是因为在以往业务中新源公司多次委托办理电放,海世捷大连公司的账单系统自动生成了电放费,且新源公司在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中才支付了上述费用,因此收取电放费并不能当然证明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包含办理电放的委托事项;王心霖于2017年12月自海世捷大连公司离职,对其证言不予认可。就该争议焦点,海世捷大连公司亦提交了新源公司李洋与海世捷大连公司赵丽莹之间2017年10月12日及10月22日的QQ聊天记录,以证明新源公司在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进行订舱时并未委托办理涉案货物电放。新源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聊天记录中附件的订舱委托书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王心霖在海世捷大连公司任销售并实际参与了涉案海上货运代理业务,其就新源公司曾在涉案提单签发时委托办理电放的陈述与(2018)辽72民初627号民事判决书、对账单两证据中显示的海世捷大连公司收取了新源公司电放费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且新源公司委托订舱的聊天记录发生在涉案提单签之前,该聊天记录对新源公司在提单签发后增加办理电放委托事项并不矛盾,故本院认定在涉案提单签发后新源公司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的事项中包含办理电放。

  围绕争议焦点2,新源公司提供了2018年4月22日新源公司向海世捷大连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并申请证人王心霖出庭作证。海世捷大连公司称未收到该邮件,以证人已离职为由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新源公司在该电子邮件中称其“执正本提单到康宁电放,遭到贵司(海世捷大连公司)阻拦”,该电子邮件系新源公司的单方陈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规定,就争议事实本院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如下:本院在法庭调查中询问新源公司其要求海世捷大连公司办理电放、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办理的具体时间及经过。新源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24日、2019年8月6日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及《提单电放经过说明》。《情况说明》对上述过程的陈述为:在涉案航次开船(2017年11月19日)后几天新源公司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办理电放但电放时间另行指定(“电放日期滞后”);2017年12月30日涉案船舶到港,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办理电放。在新源公司多次催促王心霖后,王心霖称自己已经离职且海世捷大连公司以代理费未结清为由不予办理电放,随后王心霖陪同新源公司到船舶代理“大连康宁国际物流”要求办理电放,“大连康宁国际物流”以海世捷大连公司不同意为由拒绝办理。《提单电放经过说明》对该过程的表述为:2017年12月末,王心霖应新源公司的要求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李京宝到新源公司领取了涉案提单正本及电放保函并办理电放,随后李京宝向新源公司回复称APL船公司(承运人)以海世捷大连公司不同意为由拒绝电放。由此可见,新源公司在两份书面说明中关于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办理电放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仅申请证人王心霖出庭作证并未提供其他证据。王心霖在书面证言中称新源公司的电放指示被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后才要求其协助办理电放,且在法庭调查期间经询问称在协助新源公司过程中并未联系海世捷大连公司,其从新源公司处得知海世捷大连公司拒绝电放指示亦不清楚原因。本院对证人证言与新源公司陈述相互矛盾的部分不予采信,即新源公司通过王心霖指示海世捷大连公司李京宝办理电放的陈述。新源公司称其在双方以往货运代理业务中,新源公司通过电话或微信直接指示海世捷大连公司王心霖办理电放并于货物到港前两至三天将提单正本返还即可办理电放,王心霖代表海世捷大连公司与新源公司进行联系。就此海世捷大连公司提供了2017年8月至11月期间关于委托办理电放的QQ聊天记录,以证明在双方以往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履行中新源公司均由其公司员工李洋向海世捷大连公司员工赵丽莹通过QQ委托电放,而涉案货物新源公司未向海世捷大连公司指示电放。新源公司对该QQ聊天记录的收发方无异议但主张该聊天记录并非发生在涉案货运代理的办理期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申请庭后5日内对该证据真实性进行核实。新源公司于庭后提交的《提单电放经过说明中》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未发表意见。本院结合新源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以及证人王心霖有关电放操作的流程的证言,对海世捷大连公司主张的电放操作流程予以采信。

  围绕争议焦点3,新源公司提供了涉案提单、快递单、涉案货物报关单、商业发票、汇款凭证、月结单以及索赔函,以证明:新源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向收货人邮寄提单正本;提单收货人向新源公司索赔62158美元,称因新源公司未完成电放致使涉案货物滞港超过10天,且当地超市依据与收货人之间的约定向收货人索赔62158美元违约金(按每天发票金额3%计算15天);收货人在应付货款中扣除上述62158美元仅向新源公司支付了货款78776美元。海世捷大连公司对涉案提单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并称即便收货人向新源公司的索赔是真实存在的新源公司亦应依据其与收货人之间合同约定进行赔付,上述证据未能证明新源公司诉称的损失与涉案货物未电放之间的关联性。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提单予以认可,新源公司未提供涉案货物报关单的原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以采信。新源公司提供了快递单原件且该快递单载明了邮寄文件包含提单,本院对快递单予以采信。新源公司提供的商业发票系单方制作视为其对涉案货物基本情况的陈述,并不能以此认定其实际损失。新源公司提交的汇款凭证及索赔函系境外形成未进行公证认证,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该证据不予审查认定。上述证据即便真实可信亦仅可证明境外收货人的索赔主张,该索赔主张并非认定新源公司因涉案货物未电放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且未形成完整证据链不能作为确定其损失数额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至11月,新源公司委托海世捷大连公司为其办理海上货物运输,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7年10月11日,海世捷大连公司接受新源公司委托代为办理了1640箱盐渍鳕鱼片的海上货物运输:起运港中国大连港,目的港波多黎各圣胡安港,船名航次APL LE HAVER 247GEW,提单编号APLU062245393,装船日2017年11月19日。随后,海世捷大连公司将涉案提单交付新源公司,新源公司向海世捷大连公司委托办理涉案货物电放,并告知电放时间另行指定。2017年12月10日,王心霖自海世捷大连公司离职。2017年12月30日,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2018年1月3日,新源公司向涉案提单记载的收货人邮寄提单。

  新源公司在2019年5月24日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称:因海世捷大连公司不予办理涉案货物电放,所以新源公司催促王心霖办理涉案货物电放。但王心霖告知其已自海世捷大连公司离职。此后,王心霖陪同新源公司到“大连康宁国际物流”办理电放被拒绝。以往货运代理业务中,新源公司的委托电放的指示由新源公司李洋通过QQ发送给海世捷大连公司赵丽莹。

  本院认为,海世捷大连公司受新源公司委托代为办理涉案货物的海上运输,双方之间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新源公司已举证证明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项下委托事项包含办理电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海世捷大连公司负有按照委托人新源公司的指示办理电放的义务。新源公司自认在委托办理电放时确定由其指定电放时间,在此情况下海世捷大连公司需等待新源公司的指定具体电放时间,且作为委托人的新源公司应当向受托人提供办理电放所需的提单正本、电放保函相关文件,但新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遵照以往交易习惯通过QQ或以其他方式向受托人海世捷大连公司指定了电放时间,亦未举证证明其向海世捷大连公司提供了涉案提单正本、电放保函以便海世捷大连公司代为办理电放。虽然新源公司主张其于2017年12月末要求王心霖办理涉案货物电放,但在其已明知王心霖已从海世捷大连公司离职的情况下,该指示不能视为新源公司向海世捷大连公司提出电放指示。新源公司提出的其只能通过王心霖向海世捷大连公司指示电放主张,与双方以往的电放操作流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的规定,海世捷大连公司在未接到新源公司指定电放时间情况下未办理电放不构成违约。

  新源公司主张涉案货物未电放致使其遭受的损失系指其向收货人逾期交付提货凭证而向收货人给付的违约金。新源公司主张的逾期交付应当依据新源公司与收货人之间的国际贸易合同予以认定,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收货人之间约定了交付提货凭证的期限,仅以涉案货物到港日2017年12月30日作为起算逾期的起算日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新源公司虽主张涉案货物未电放致使该货物滞留目的港(堆场)超过10天,但经本院询问其回复既不清楚正本提单送抵收货人时间亦不清楚涉案货物实际提货的日期,缺少货物提货日则无法计算新源公司诉称的货物滞留目的港的时间。且即使存在货物滞留目的港而致其向收货人赔偿的情形,其亦应提供证据证明此种赔偿具有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新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称向收货人支付赔偿金额的合理性,故本院对新源公司以收货人向其索赔的违约金数额作为其因涉案货物未电放而遭受的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对新源公司要求海世捷大连公司赔偿其损失431749.47元人民币(62158美元)及该款项自2018年1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大连新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776元人民币,由新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正宇

  人民陪审员 任新颖

  人民陪审员 王霞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卞鑫

  书记员 魏祺

  (2018)辽72民初280号   

孙玉传,东港法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孙玉传,东港法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裁判要旨

  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保险人因货物损坏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后,有权依法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承运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但其能否成功获得赔偿,需要审查承运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对货物损坏是否承担责任。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保险人应当举证证明货物在承运人的掌管期间内发生损坏,就本案而言重点在于审核货物取样程序是否公开公正,以证明用于卸货港检验的样品货物是否属于承运人运输的货物。如果检验人在货物卸船后才提取样品货物,保险人无法证明样品货物是承运人运输的货物。在承运人提供货物装船检验报告、运输记录以及货物卸船前检验证明等完整证据链证明货物在卸船时良好的情况下,即使样品货物经鉴定确认损坏,保险人也不能要求承运人承担货物损坏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事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辽72民初280号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

  代表人:李广研,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鹏南,中国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青,中国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沧海航运有限公司(SEAS 14 SHIPPING INC,“SEAS 14”轮船舶所有人),住所地:利比里亚蒙罗维亚柏罗德大街(BROAD STREET,MONROVIA REPUBLIC OF LIBERIA)。

  代表人:郑美仪,司库。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默泉,中国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平,中国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公司(以下称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与被告沧海航运有限公司(SEAS 14 SHIPPING INC,“SEAS 14”轮船舶所有人)(以下称沧海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鹏南、柴青,沧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沧海公司赔偿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SEAS 14”轮运输黄大豆损失及利息共计人民币1,169,075.32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等法律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丹东老东北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东北公司)作为买方与 KOBIS Investment Ltd.作为卖方签订编号为 KOBIS10270的黄大豆买卖合同,购得60,476.836公吨黄大豆,单价为433.48美元/公吨,合同金额为26,215,498.87美元。2017年3月29日,涉案60,476.836公吨黄大豆在巴西里奥格兰德( Rio Grande, Brazil)港装载于“SEAS 14”轮运往中国丹东港。装货港的船舶代理人 SUL TRADE TRANSPORTES INTEGRADOS LTDA代表“SEAS 14”轮船长签发了编号分别为01和02的两套清洁提单(均一式三份)。2017年3月27日,老东北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就上述货物在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处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为26,606,481.62美元(足额保险),承保险别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版)一切险”,保险单编号为PYII2017060000000002。2017年5月14日晚间,“SEAS 14”轮靠泊丹东港12号泊位,并于5 月15日凌晨2时30分开始卸货,在卸货过程中发现运输的部分黄大豆存在严重的碳化、结块和热损。涉案黄大豆是在“SEAS 14”轮运输期间受损。沧海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对黄大豆货损承担赔偿责任。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作为货物运输保险人已于2017年11月29日向被保险人老东北公司赔偿了大豆货损金额人民币974,229.44元,依法有权向沧海公司代位求偿。

  沧海公司辩称:1.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声称的涉案受损的黄大豆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发生了损害。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确认的该涉案货物为卸入B14筒仓的1350.22吨船舱表层货物,受损的依据是仁祥保险公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祥公司)的公估报告以及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CIC)的检验鉴定报告,但仁祥公司和CCIC的检验人都明确承认其未实际察看这1350.22吨货物,也不能确认这1350.22吨货物是由“SEAS 14”轮卸入B14筒仓,更无法确定收货人提供的分析所用的样品取自该船卸下的货物,并且取样过程符合规范。该公估报告及检验鉴定报告不能证明涉案黄大豆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发生了损害。2.东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CIQ)依职权对“SEAS 14”轮载运的黄大豆进行了取样检验,检验结果热损粒0.9%,总损伤粒3.3%,杂质1%,完全符合买卖合同和国家标准的要求,足以说明“SEAS 14”轮载运的黄大豆在承运期间没有发生损害。3.CCIC对货损贬值的意见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CCIC在无法确认用于检测分析的样品是来自“SEAS 14”轮所载运货物且符合取样规范的情况下,其鉴定意见没有事实依据。CCIC依据大豆加工后得到的毛豆油和豆粕进行贬值估算,并没有实际调查收货人是否采取减损措施,没有跟踪收货人的加工过程,不清楚收货人是否将声称受损的1350.22吨大豆和完好货物混兑加工,不清楚涉案大豆实际出油率和豆粕产出率,不了解大豆油及豆粕的国家质量标准,但其在不清楚影响豆粕销售价格的因素、未检测大豆或加工后毛豆油的酸价的情况下,仅根据在保拍网上查询到的极个别受损毛豆油和豆粕的销售价格进行贬值计算,没有考虑实际受损程度的轻重,因而其鉴定方式方法也不科学严谨,故结论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综上,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没有举证证明货物在运输期间发生了实质性损害,没有完成货损索赔最基本最初步的举证责任,而CIQ作为国家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品质证书应证明了“SEAS 14”轮载运的全船货物质量符合买卖合同和国家标准,没有损失,沧海公司对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承担责任,恳请依法驳回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法庭质证。对当事人就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包括货物运输保险单、保险赔偿支付凭证(银行水单)、保险赔偿汇兑证明、权益转让书、黄大豆买卖合同、商业发票、进口货物报关单、信用证报文、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双方就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供的提单,用以证明沧海公司为承运人,涉案黄大豆装载于“SEAS 14”轮,且装船时品质良好,不存在卸货港发现的严重碳化、结块和热损的情况。沧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提单为清洁提单,只能证明涉案黄大豆在装船时表面状态良好,符合托运人提交的货物预检分析证书载明的热损率为4%,且存在一定的热损粒、杂质和破损粒等。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2.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供的装货港黄大豆品质证书,用以证明涉案黄大豆在装货港检验的品质为损伤粒为1.48%,热损粒仅为0.03%、杂质粒为0.37%。根据沧海公司提供的托运人在装船时提交给沧海公司的货物预检分析证书载明的热损率为4%,并存在一定的热损粒、杂质和破损粒等,且沧海公司主张没有收到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所述的品质证书,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沧海公司收到上述品质证书,更未就该品质证书如何形成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就该证据的主张不予支持。

  3.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供的受损大豆过磅单、卸货港CCIC受损黄大豆检验鉴定报告、仁祥公司的卸货港大豆货损保险公估报告、关于“SEAS 14”轮运输的1350.22吨黄大豆货物分卸至港区B14筒仓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受损货物的重量、受损情况及贬值率。沧海公司对该组证据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该受损大豆是涉案黄大豆。卸货港CCIC受损黄大豆检验鉴定报告的鉴定人以及仁祥公司保险公估报告的鉴定人均到庭接受质询,均承认没有和沧海公司的船方人员一道亲自参与检验黄大豆的取样,只是由老东北公司的人员下到该批送检黄大豆存放的B14筒仓内取样,也没有目睹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诉称受损的1350.22吨黄大豆自“SEAS 14”轮卸下而转运到B14筒仓,检验鉴定人和保险公估人均不能确定该批检验的黄大豆系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诉称受损的1350.22吨黄大豆。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供的关于“SEAS 14”轮运输的1350.22吨黄大豆货物分卸至港区B14筒仓的情况说明,是2019年1月14日做出,系在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起诉讼已经开庭质证并知晓了沧海公司对此提出抗辩的情况下自老东北公司所在港口和关联企业丹东港做出,其内容真实性无法考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的受损大豆过磅单、卸货港CCIC受损黄大豆检验鉴定报告、卸货港大豆货损仁祥公司保险公估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即不能证明该批次送检的黄大豆系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诉称的1350.22吨黄大豆。对关于“SEAS 14”轮运输的1350.22吨黄大豆货物分卸至港区B14筒仓的情况说明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4.沧海公司提供的“SEAS 14”轮船舶规范、登记证书、1969年国际吨位证书、国际载重线证书、国际防油污证书、货船安全构造证书、货船安全设备证书、符合证书、安全管理证书、固体散货运输符合证书、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用以证明承运船舶“SEAS 14”轮的基本情况及该轮具备合格有效证书、沧海公司是“SEAS 14”轮登记船舶所有人。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以上述证据均形成于境外、没有经过公证认证,故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为由不予质证。上述证据均系承运船舶的相关规范、证书等,属于船舶随船携带以证明该船国籍登记状况及载货适航状态,并可以在沿途国家和港口停靠的必备证书。该船舶能够停靠中国港口并完成卸货和离港,证明该船的所有证书均完整齐备并符合中国海事部门的规定要求。本院对上述规范、证书的证明力均予以确认。

  5.沧海公司提供的货舱检验、检验报告、装货港准备就绪通知书,用以证明涉案船舶在出发港口货舱适合装载货物并经过检验合格。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沧海公司在航行途中履行了妥善的管货义务。该组证据只是证明涉案船舶的货舱在装货港口进行了相关检验,并由船长通知承租人,不能证明沧海公司在航行途中履行了妥善的管货义务。但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涉案船舶的货舱在装货港不适合装载货物或者未经检验。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6.沧海公司提供的大副收据、积载计划、载货清单、装货港装货事实记录、熏蒸证书和通知,用以证明涉案船舶装载货物的品名、数量、积载、装载、装货、熏蒸情况。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大副收据记载为清洁已装船,证明涉案黄大豆在装货港品质良好,不存在卸货港发现的热损、结块、碳化、粘连仓壁等情况,其他记录也不能证明沧海公司在航行途中履行了妥善管货义务。该组证据只是证明涉案船舶在装货港装载了黄大豆,并进行了熏蒸。涉案船舶的大副收据、积载计划、载货清单、装货港装货事实记录、熏蒸证书和通知均不能证明沧海公司在运输途中履行了妥善管货义务。但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沧海公司在装货港未对涉案货物开具上述收据、清单、记录、证书和通知。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7.沧海公司提供的初始报检分析证书,用以证明涉案货物装船时托运人宣布的货物各项指标情况。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该分析证书不能代表货物实际品质。该分析证书载明了装载于涉案船舶中的货物含油量最低为18.5%,水分最高为14%,杂质最低为1%、最高为12%,损伤粒最低为8%、最高为8.5%,热损粒和碳化粒最高为4%,霉变粒最高为6%,破碎粒最高为30%,不成熟粒最高为8%等项的数据指标。该分析证书足以证明涉案黄大豆装船时的初始状态。该初始状态并不等同于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主张的涉案黄大豆的卸货港CCIC受损黄大豆检验鉴定报告、卸货港大豆货损仁祥公司保险公估报告载明的状态,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供的鉴定报告和公估报告所依据的样本不能确定为涉案黄大豆中所提取,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也没有其他提供相反的证据对该分析证书加以反驳,故本院对该分析证书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8.沧海公司提供的货舱温度记录,用以证明“SEAS 14”轮在航行途中货舱温度正常,没有发生热损的条件。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货舱温度不是货物表面温度,本案受损货物集中于船舱上面的舱口周围,该温度不能代表货物表面温度。因沧海公司也没有主张该温度记录就是货物表面温度,而只是检验人登船时从货舱中取得温度记录。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9.沧海公司提供的装货港水尺检验报告、卸货港的卸货记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在装货港装货结束后船方进行了水尺检验,核实装船货物数量以及卸货港卸货情况。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对此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沧海公司在航行途中履行了妥善管货义务。该两份证据仅是证明装货港与卸货港对装船货物数量进行了检验,与沧海公司航行途中是否履行了妥善管货义务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10.沧海公司提供的CIQ的检验报告,用以证明该部门根据法定检验要求,对全船各货舱货物取样检验,结果表明该货物各项指标符合买卖合同双方要求以及货方提交的预检验证书的规定,货物在运输途中没有受损。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在庭审质证时主张,该检验报告系复印件,对其来源及合法性均有异议。沧海公司主张根据我国《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进口粮食要在锚地接受CIQ对货物表层的检验检疫,合格后方能靠泊卸货。而涉案货物已入港卸货,表明其顺利经过了CIQ的表层检验,CIQ也出具了检验报告,该报告由收货人持有。本院责令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庭后提交该检验报告。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交了CIQ就该涉案黄大豆出具的品质证书。经双方质证,沧海公司对该品质证书予以认可。该品质证书中明确载明货物蛋白质为34.34%、含油量为18.26%、水分为12.6%、杂质为1.5%,破损粒为9.4%、热损粒为0.9%等项的数据指标。上述指标与沧海公司提供的CIQ检验报告的数据完全吻合。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11.沧海公司提供的融信达保险公估(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称融信达公司)的公估报告,用以证明卸货时涉案黄大豆温度正常,没有发生异常高温、水湿、结块或异味等现象,黑色或深色豆粒松散均匀分布在各货舱,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受损。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公估人全程参与了涉案受损大豆的取样过程并予以监督。公估人出庭接受各方质询时表示,其上船进行检验前,收货人声称已自行将受损货物分卸到B14筒仓;该筒仓的取样也是收货人安排的人员和码头工作人员操作的,并非第三方鉴定机构人员取样,船方检验人员被拒绝下筒仓取样。该公估报告是对涉案船舶货舱内的货物进行的公估和评价。该报告在备注部分载明,取自B14筒仓内的样品水分含量很高,发霉的货物数量也较多,与涉案船舶到港卸货时的货物状况差别较大,很难判断为同一批货物。取样人员均来自于收货方和港口方,并非独立的第三方的检验人员,其在黑暗的筒仓内且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所取的样品的规范性和公平性无法判断。经法庭询问,该公估人做出了上述意思表示。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没有提供该公估人全程参与B14筒仓内货物取样,以及该筒仓内货物卸自涉案船舶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该公估报告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日,老东北公司作为买方与KOBIS投资公司(KOBIS Investment Ltd.)作为卖方签订编号为 KOBIS10270的黄大豆买卖合同,购得60,476.836公吨黄大豆,单价为433.48美元/公吨,合同金额为26,215,498.87美元。合同中载明货物蛋白质为34.5%(基准)、最少34.0%,含油量为18.5%(基准)、最少18.0%,裂瓣最高30%,水分最高14%,全部受损籽粒8.0%(基准)、最高8.5%,杂质为1.0%(基准)、最高2.0%,热损粒为最高5.0%等项的数据指标。2017年3月24日10时,沧海公司所属的“SEAS 14”轮到达巴西里奥格兰德( Rio Grande, Brazil)港口,3月27日14:00,由第三方机构开始进行货舱检验,15:30检验完毕,并出具了货舱检验报告,确认该轮货舱1-7均为空舱、干燥且清洁,并适合于接受和装载大豆货物。

  2017年3月27日,老东北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就上述货物在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处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为26,606,481.62美元(足额保险),承保险别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版)一切险”,保险单编号为PYII2017060000000002。

  2017年3月29日,涉案60,476.836公吨黄大豆在巴西里奥格兰德( Rio Grande, Brazil)港装载于“SEAS 14”轮运往中国丹东港。装货港的船舶代理人 SUL TRADE TRANSPORTES INTEGRADOS LTDA代表“SEAS 14”轮船长签发了编号分别为01和02的两套清洁提单。船方出具积载计划、载货清单、大副收据。装货港装货事实记录详细记载“SEAS 14”轮船到港、检疫、引航、验舱、装货作业、检查水尺、熏蒸、签发文件、离泊等全部过程,记载岸上货物和装货一致为60,476.836公吨。托运人向涉案船舶船长出具预报检验证书,该证书载明了装载货物的含油量最低为18.5%,水分最高为14%,杂质最低为1%、最高为12%,损伤粒最低为8%、最高为8.5%,热损粒和碳化粒最高为4%,霉变粒最高为6%,破碎粒最高为30%,不成熟粒最高为8%等项数据指标。经过水尺检验,船载大豆合计为60,651.703公吨。自2017年3月31日“SEAS 14”轮开始起锚航行到丹东港,期间该船舶对货舱温度进行了测量,表明货舱温度正常。

  2017年5月14日20时,“SEAS 14”轮靠泊丹东港12号泊位,并于5 月15日凌晨2时30分开始卸货。5月25日,涉案货物进行了进口货物报关。5月19日至5月27日,CIQ对“SEAS 14”轮货舱内的黄大豆取样进行了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该检验报告载明货物蛋白质为34.34%、含油量为18.26%、水分为12.6%、杂质为1.5%、破损粒为9.4%、热损粒为0.9%等项数据指标。2017年5月16日,融信达公司公估人接受沧海公司委托对卸货工作进行监督,并出具报告证明卸货时涉案黄大豆温度正常,没有发生异常高温、水湿、结块或异味等现象,黑色或深色豆粒松散均匀分布在各货舱,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受损。

  在卸货过程中,老东北公司声称,发现部分黄大豆存在严重的碳化、结块和热损, 并将该部分大豆分卸至B14筒仓。随后,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委托CCIC以及仁祥公司对B14筒仓内的黄大豆进行取样检验,分别作出了卸货港CCIC受损黄大豆检验鉴定报告、卸货港大豆货损保险公估报告。卸货港CCIC受损黄大豆检验鉴定报告的鉴定人以及仁祥公司保险公估报告的鉴定人在法庭质询中均承认未与“SEAS 14”轮人员一道亲自参与检验黄大豆的取样,只是由老东北公司的人员下到该批送检黄大豆存放的B14筒仓内取样,也没有目睹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诉称受损的1350.22吨黄大豆系自“SEAS 14”轮卸下并转运到B14筒仓的经过。

  2017年11月29日,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作为货物运输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老东北公司赔偿了黄大豆货损金额人民币974,229.44元,老东北公司收到该笔款项且将该货损的索赔权益转让给了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沧海公司的住所地在利比里亚,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均援引中国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沧海公司为承运人,老东北公司为收货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作为货物运输的保险人,在足额给付老东北公司保险赔偿款后,有权代位请求被告赔偿。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沧海公司所属“SEAS 14”轮运输货物途中是否发生货物损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结合前述证据的认证,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供的关于“SEAS 14”轮运输的1350.22吨黄大豆货物分卸至港区B14筒仓的情况说明的内容真实性无法考证,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提供的受损大豆过磅单、卸货港CCIC受损黄大豆检验鉴定报告、仁祥公司卸货港大豆货损保险公估报告也不能证明其是对“SEAS 14”轮运输的黄大豆所做的鉴定或者公估。即使B14筒仓内的黄大豆卸自“SEAS 14”轮,该部分黄大豆在取样前已不在“SEAS 14”轮上,脱离了承运人的掌管,其是何种原因发生损坏也难以明确。因此,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没有举证证明“SEAS 14”轮运输的黄大豆自装上船舶时起到卸下船舶时止的运输期间内发生了损坏。而被告提供的装货港货主提供的初始检验分析证书、卸货港的CIQ的检验证书以及融信达公司的公估报告所提取的样本均取自“SEAS 14”轮,显示出来的数据也基本一致,没有发生原告所称的热损、结块等现象,证明黄大豆在运输途中没有发生损坏。

  综上所述,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请求沧海公司赔偿“SEAS 14”轮运输的黄大豆损失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公司对沧海航运有限公司(SEAS 14 SHIPPING INC)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321元(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已预交),由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人保财险丹东分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沧海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琳

  审判员 孙玉传

  审判员 王蕾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隋欣

  (2019)辽72民初983号   

王 蕾,东港法庭四级高级法官王 蕾,东港法庭四级高级法官

  裁判要旨

  本案系海上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渔船雇主委托他人为其船上18名船员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其中1名船员在随船作业过程中中毒,住院治疗180多天后死亡。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下,当意外事故系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时,保险人应当承担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忽视近因原则,仅以被保险人身故时间与发生意外事故时间间隔大于保险合同约定的180天为由拒赔,违反了《保险法》关于“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极易导致被保险人在遭受意外伤害后无法获得及时救治甚至被二次伤害等道德风险,也变相地在保险金给付方面免除保险人的责任,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该责任期限的格式条款无效。而且,被保险人近亲属配合雇主领取保险金的约定,不发生保险利益转让的法律效果。

  大连海事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辽72民初983号   

  原告:翟秀芳,女,1984年7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榆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辽宁挚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赟,辽宁挚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蒙,女,200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榆树市。

  法定代理人:翟秀芳,女,1984年7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榆树市,系刘蒙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辽宁挚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赟,辽宁挚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港支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东港市。

  负责人:徐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丰国,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翟秀芳、原告刘蒙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港支公司(以下简称东港人保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翟秀芳、刘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高赟,被告东港人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丰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翟秀芳、刘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东港人保公司给付保险理赔款300 000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翟秀芳、刘蒙系死者刘立海的直系亲属,刘立海生前在“辽丹渔23640”号渔上工作。2018年4月9日,徐书良向东港人保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号为PEAC201821060000000048,被保险人为刘立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额为300 000元,保险期限自2018年4月10日零时起至2019年4月9日二十四时止。2018年9月5日,刘立海进入“辽丹渔23640”号渔船的船舱中给海鱼加冰时出现意识障碍,随即被送往医院抢救。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刘立海先后在大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连市结核病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总院)、榆树市人民医院等医院进行治疗,虽经各方竭力抢救,但是刘立海不幸于2019年3月7日去世。翟秀芳、刘蒙多次向东港人保公司提出申请,但至今未得到理赔。

  东港人保公司辨称,投保人徐书良在东港人保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刘立海属于被保险人员,死亡赔偿金每人限额为300 000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9日。刘立海是2018年9月5日在船舱内中毒出险,于2019年3月7日经治疗无效死亡。根据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1.1的约定,在保险事故期间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之日起180天内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给付事故保险金。但刘立海自出险至死亡之日超过180日,超过保单约定的责任范围。东港人保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将上述条款履行了向投保人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因此对于翟秀芳、刘蒙的请求不予认可,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根据(2019)辽72民初529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约定保险费应由徐书良领取。请求驳回翟秀芳、刘蒙的诉讼请求。

  翟秀芳、刘蒙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户口本、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死亡注销证明各一份;2、海洋捕捞渔船买卖合同书、(2019)辽72民初529号民事调解书、赔偿协议书各一份;3、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各一份;4、大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连市结核病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总院)、榆树市人民医院的诊断记录、住院治疗费用凭证各一份;5、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东港人保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单、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特别约定各一份。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各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东港人保公司对于翟秀芳、刘蒙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中除民事调解书之外的证据真实性未发表意见,当庭表示由本院予以审查,本院审查后认为,以上证据与(2019)辽72民初529号民事调解书记载的原、被告身份信息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以上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翟秀芳、刘蒙的近亲属刘立海(已罹难)生前受雇于案外人贾晓辉,在其经营管理的 “辽丹渔23640”号渔船上任船员。2018年4月9日,案外人徐书良作为投保人在东港人保公司为涉案渔船“辽丹渔23640”号渔船船员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同日,东港人保公司出具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保单号为:PEAC201821060000000048,保险单上载明:投保人徐书良、被保险人人数18人,意外身故、残疾给付每人保险金额300 000元,保险期限自2018年4月10日零时起至2019年4月9日二十四时止。东港人保公司同时出具了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1.1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2018年9月5日中午,刘立海在随“辽丹渔23640”号渔船作业过程中中毒,涉案事故发生时刘立海在前述涉案保险单项下被保险人名单之中。事故发生后,刘立海于当日被送至大连市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8年9月20日转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后又在大连市结核病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总院)、榆树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9年3月7日,刘立海在榆树市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因脑脓肿死亡。翟秀芳、刘蒙向东港人保公司提出理赔申请未果。2019年4月18日,翟秀芳、刘蒙与案外人贾晓辉在本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依法作出(2019)辽72民初529号民事调解书。另查,刘立海父母已先于其身故,刘立海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翟秀芳、刘蒙。

  本案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本院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东港人保公司的拒赔理由是否成立?2、若东港人保公司的拒赔理由不成立,翟秀芳、刘蒙的利息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东港人保公司拒赔理由能否成立,即东港人保公司应否向翟秀芳、刘蒙赔付刘立海的身故保险金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意外伤害保险中,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给付需要意外事故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近因关系。近因原则作为确定保险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当意外事故系导致死亡的近因时,保险人应承担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即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付,是由损失的原因决定的,它取决于在符合合同约定的后果的前提下,所要承保的风险和承保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已发生的保险事故后果的近因必须是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才能理赔。本案中,从现有证据分析,刘立海的死亡原因是脑脓肿,造成该死亡原因的前因是刘立海在船工作期间遭受的中毒事故,且后因是前因的必然结果,而刘立海在渔船作业期间受到伤害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范围,故保险公司理应承担赔付责任。其次,刘立海在涉案事故发生当日即2018年9月5日至其身故日即2019年3月7日一直处于持续医疗状态,现东港人保公司在无证据证明刘立海的死亡与2018年9月5日涉案事故之间无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忽视近因原则,仅以被保险人身故时间与发生意外事故时间间隔大于180天,不满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1.1条款约定的理由而拒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相悖,极易导致被保险人在遭受意外伤害后无法获得及时救治甚至被二次伤害等道德风险。最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1.1条款虽出现在赔偿处理部分而非责任免除部分,但由于其实质上表达了在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定间隔期间后身故,保险人将不向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内容,这种条款变相地在保险金给付方面免除或者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是一种隐性免责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该类条款应被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利用隐性免责条款隐瞒免责事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该责任期限的约定应为无效。至于(2019)辽72民初529号民事调解书记载的调解协议内容第3项“原告翟秀芳、刘蒙配合被告贾晓辉领取刘立海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辽宁省渔业互保协会投保的保险费”,该条协议并非保险利益转让条款,不发生保险利益转让的法律效果。因此,东港人保公司对于涉案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权利拒赔无法律及合同依据,东港人保公司的拒赔理由不能成立,涉案保险合同作为格式条款合同已经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涉案事故发生而导致的刘立海死亡,属于PEAC201821060000000048保险合同项下的承保事故。

  关于争议焦点东港人保公司应否向翟秀芳、刘蒙支付利息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做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做出核定。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同时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因此,翟秀芳、刘蒙在东港人保公司违约拒付保险金的条件下,有权主张利息损失,因东港人保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翟秀芳、刘蒙提出理赔主张日期晚于刘立海死亡之日,本院认定东港人保公司应自2019年3月7日后的最长三十日内向翟秀芳、刘蒙的理赔申请做出核定,并在核定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的合同义务,逾期视为违约,应赔付翟秀芳、刘蒙自2019年4月17日起的利息损失。

  综上所述,翟秀芳、刘蒙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港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翟秀芳、原告刘蒙保险金300 000元及此款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 900元(原告翟秀芳、原告刘蒙已预交),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港支公司负担,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翟秀芳、原告刘蒙。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蕾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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